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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意出高价的女游客可以被允许穿戴上它们，体验女重囚（因为戴这些镣铐的女囚暂时还没被判死刑，还不能算作女死囚）的心境。如果日后又有与杨惠娟“级别”相类似的女重囚入狱，则这些“宝物”还将被“请”回来，锁在她的身上。等她“用”完后再刻上她的名字，重新送回博物馆。总之，经过这样反复打造，这套镣铐将成为警察博物馆的“镇馆之宝”。

    “等我就义，脖铐、腰铐、手枷、脚枷和手指镣不戴了，是不是也如此办理啊？”杨惠娟听后迅速愤怒地质问道。女看守见势不妙赶紧闭口，但答案却不言而喻。

    过了一夜，杨惠娟的想法变了，她开始对这套镣铐充满了恋恋不舍的感情。因为她在想：厚颜无耻的敌人自以为得计，殊不知正好为革命留下珍贵的文物。等革命胜利后，党会从警察博物馆把这些镣铐取出，重新陈列到革命博物馆。并告诉每一个前来参观的人：杨惠娟烈士是如何戴着这套镣铐，在法庭上大义凛然地怒斥敌人、宣传革命真理；在监狱刑讯室里经受住了敌人电刑、辣椒水的严刑拷问；在监狱的优待室里回绝敌人居心叵测的劝降。为了能让观众有身临其境之感，最好再按原件复制一套这样的镣铐，让一个身材体形和自己差不多的女解说员戴着解说……

    当然，以上只是杨惠娟“烈士”光辉灿烂的一面。革命胜利若干年后，还会有历史学家从浩瀚史海中考证出女英雄富有人性的另一面。他们会说，女英雄在狱中曾戴着这套镣铐打过乒乓球和羽毛球，还和一个叫李梦瑶的小姑娘做过游戏。

    想到这里，李哲原的形象又浮上心头。这个让杨惠娟无法横眉冷对的“敌人”，在两个月前劝降失败后便神秘消失了。接替他工作的副手，尽管仍保持着对她们的“礼貌”，却明显拉开了距离。至少杨惠娟她们提出再组织一次体育比赛的要求，就遭到了礼貌的回绝。而即使这样一套班子，也于她们在法庭上作完最后陈述后的一周前，全部奉命撤离。派来接手的是法院方面的工作组，虽然因时间很短，他们来不及表现出索正雄那样的凶神恶煞，但已经看得出不怀好意。为此杨惠娟反而松了一口气，因为终于又找回对敌斗争的感觉了。于是李哲原就从一个现实的“敌人”，转变为可以客观评价的“历史人物”，并恰逢其时地回到了记忆里。

    其实这个警察的心地挺善良。妻子被黑帮残害了，肯定会对他心理产生强烈刺激。按心理学家的观点，这种刺激会使一个人以后的行为处世出现变异。如果本性善良，此人会尽量避免让别人遭受自己受过的痛苦；如果禀性偏执，此人就将把自己受到的痛苦如法炮制于别人身上。所以人们可以看到，遭受过老师不公正对待的学生，一旦成年后自己成了老师，在对待他的学生时，会出现两极分化的现象。一极是以血还血、以牙还牙，苛待自己的学生；另一极则悉心呵护，不让学生遭受自己幼时的同样命运。李哲原本来就是审讯专家，完全有条件借职务之便像索正雄那样虐审犯人，发泄妻子被害后的心理压抑。但他没有这样做，而是借心战理论在审讯中尊重女性，不忍让被审的女犯人遭受与她妻子同样的命运，宅心可算仁厚。但是这样一个人毕竟也是反动政府特务机关中的重要干将，一旦革命胜利势必遭到清算，李梦瑶未来的人生也将因为父亲而变得极为坎坷。只可惜自己那时已经不在，不能为他证明。沉醉在虚幻的“革命胜利”意境中的杨惠娟，不由担心起“那时”李哲原父女的命运来。真是胡思乱想，自己现在明明是弱者，革命也还处于低潮，怎么还为不可一世“敌人”未来命运担心呢？回味过来的杨惠娟不禁哑然失笑。

    走下楼梯，出女监狱楼大门，经过楼下封闭的场院，就到了运动场上青青的草坪；穿过了草坪，第一站目的地监狱综合楼便在眼前。这座楼里既有监狱图书馆、医院、公共浴室一类狱警和囚犯共享的公共福利设施，也设置了刑具室、注射死刑室及不便公开的刑讯室这些专政设施。杨惠娟被押入汉都监狱的最初一个多小时，就是在设于这幢楼三层的医院特护病房里度过的。不过此后她再未涉足过这幢大楼，今天故地重游是到一层的刑具室钉死镣。

    刑具室之所以放在一层，是为了方便钉镣后的囚犯走回囚室，它由脚镣室、手镣室、脚趾镣室和腰铐室组成。情节最轻的死刑犯只钉脚镣，稍重一点的加钉手镣，脚趾镣专用于情节最重的女性，腰铐则专用于情节最重的男性。因而，使用频率最高的脚镣室位于刑具室的第一间，频率次之的手镣室位于第二间，极少使用的脚趾镣室和腰铐室位于一隔为二的第三间，并各开一门与手镣室相通。为了确保安全，坚固程度不亚于牢房的整个刑具室只有设在脚镣室的一个进出口，即使到最里间钉过脚趾镣的女死囚，仍要依次经过手镣室和脚镣室才能回去。

    “再见吧，纠缠了我一年的镣铐。你们虽然助纣为虐，禁锢过一名革命者的身体，但念你们并无知觉，只是受人摆布，我原谅你们。你们若能在革命胜利后，告诉善良的人们我所遭遇的一切，相信人民也会原谅你们的。”当坐在脚镣室钉镣位前的第一把坐椅上被脱去带来的所有“活镣”和钢凉